一个国家的复仇!以色列摩萨德千里追凶 纳粹战犯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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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复仇!以色列摩萨德千里追凶 纳粹战犯的末日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艾希曼的追捕堪称典范。由摩萨德首脑哈雷尔亲自率特工去阿根廷,把隐居在那里的对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安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对其他纳粹战犯的追捕,以色列情报机构至今仍在继续。

(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1951年,它在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亲自指挥下宣告成立。在全世界谍报机构中,摩萨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克格勃一道,被称做世界谍海四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发迹,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问题专家。1936年,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头,自此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又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1938年,他被委派负责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大战结束时,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利用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此后的15年里,人们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杀人魔王的存在。实际上,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作为在二战中备受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

时间是1957年的秋天。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是一位长相迷人、有着众多追求者的姑娘,她同一位名叫尼克的小伙子打得火热,年轻人大约20岁,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尼克在她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帝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

罗泽后来在家里同父母聊天时,提到了自己这位奇怪的男朋友,她对父母说,虽然尼克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玩,见见也许是未来的公婆,甚至连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罗泽,而是让罗泽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她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双目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失明的。每当罗泽谈起这位男朋友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细听。

有一天,无法自己看报的洛塔尔·赫尔曼让老伴给他读报,当听到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时,赫尔曼一下子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留下地址的那位朋友,从那里得悉尼克家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赫尔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把这条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以色列。报告很快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伊塞·哈雷尔的手中。

哈雷尔立即派出一个由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位双目失明的报信人赫尔曼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核实,并进行更为艰难的秘密调查。摩萨德特工人员对阿根廷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调查工作困难而又复杂。

而后,也就是1959年12月,哈雷尔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欧洲地区对与艾希曼有关系的家庭进行秘密调查,万一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这就可能成为找到艾希曼目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感到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他身上打主意。

而在阿根廷的特工们,则通过跟踪金发小伙子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圣费尔南多区一幢孤零零的平房。在秘密监视过程中,他们将房子的布局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拍照,同时为了证实房间的主人就是行动的对象,他们还趁着1960年3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注重家庭观念的艾希曼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机会,将当天中午11时45分出现在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一位50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进行了拍照。很快证实,此人就是艾希曼。

必须行动了,哈雷尔再次向本·古里安总理请示机宜,他告诉总理,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本人亲自前往阿根廷指挥这次捕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阿道夫·艾希曼警觉逃脱,哈雷尔作出决定,必须在5月11日前将艾希曼抓到手,并请以色列航空公司做好飞机于5月11日起飞的准备工作。

哈雷尔开始组织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哈雷尔从其下属中选拔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另一个重要的入选条件是作为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都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为了抓住像艾希曼这样的屠夫,必要时,他们甘愿牺牲。

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一间。另外还租了一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到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由于准备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5月11日,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于19时25分,分别乘车到达目的地。这时,第一辆车停在离202号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后,特工人员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车盖,站在对象走来时不会注意的地方,摆弄着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伊利下了车后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站在车的左侧,也弯身俯向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停在202号公路上的汽车也打开了车盖,一名特工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打算一俟艾希曼到来,立刻将汽车前灯调亮到最高亮度,使他眼花缭乱,不走近眼前就看不见第一辆汽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手表指针指向20点5分时,焦急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是否应该撤离。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了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伊利假装散步似的向艾希曼走去。

艾希曼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逆着寒风稳步朝伊利迎面走来。两人之间的距离相距15米,伊利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双脚落地很用力,而且有规律,显然是受过正统的军事操练。

伊利快步朝对方走去,在离对方只有五米时,他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开口道:“不准动!”

艾希曼一怔,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端详着伊利。他似乎意识到事情不妙,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

没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伊利迅速将其制服,第一辆车上的特工人员也飞快地赶来,转瞬间就把艾希曼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已发动了汽车引擎。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夜色下,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移动时,立即尾随在后,然后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道,按预定的路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两名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负责,他带领其他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所涉及的情况进行调查。

哈雷尔派遣一名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的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这位“病人”住院后,表现出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5月20日,“病人”按计划出院,并将所有的文件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医院的证明上,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现在,即使阿根廷人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出了一次车祸。同时,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秘密别墅中,艾希曼被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旷日持久的。为了防止在场旁听的观众表现过于激动而当场刺杀艾希曼,在审判时,特地设立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而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里面接受审判。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丰富的铁证,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在数不清次数的审判中,旁听的观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

直到1962年的5月29日――事隔两年以后,以色列最高法院才判处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阿道夫・艾希曼――死刑。

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名以色列官员说:“希望你不久就会走上我这条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听他说话的人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科学联络局)的局长。

1962年6月1日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了族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结束了。

艾希曼案件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人因为接受军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的冲突,来自自然法的正义观念维护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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